在加拿大生活：让我学会“我的身体我做主”

文章来源：加国无忧

最近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住进了医院，所以经常要到那儿去看她。日久天长也就认识了她的病友。这个病友大约六七十多岁的样子，人长得不算漂亮，但气质应该还是不错的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也能看得出来的。

听她说：她的父母是早先从爱尔兰移民来的。两年前，她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四肢都不能动，而且还经常抽搐，然后就一直卧床不起。以前她和她的先生都是加拿大的著名的舞蹈家和活动家。这样一病可想而知她们该有多痛苦啊！

一进病房，就看见在她病床前的墙上，挂着一张当年她们夫妻俩参加活动时跳舞的照片。从这张照片上，可以一睹她们俩当年在舞台上的风彩。虽然如此，但她的生活态度却还是非常积极的。

每天早晨，她先生喂她吃过早饭，护士给她洗漱过，化好妆，做好头发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最后帮她坐在轮椅上，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接下来，物理治疗师和娱乐活动师相继过来帮她做康复煅炼和各种活动。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她的双手慢慢地可以动了起来。她和她的先生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但是，后来的康复就明显地缓慢下来了。

即使这样，她的先生还是始终坚持每天从早到晚地来医院守在她的床前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尽力地帮她做更多的事，让她高兴。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身心疲惫了。

有时在傍晚，我看见他坐在椅子上都睡着了。而等他醒了以后，马上就会面带笑容地帮他妻子卷头发。还别说， 这位先生的手艺还真的不错，总是把妻子打扮的漂漂亮亮，即使是在她睡觉前。之后，他就告诉护士该给什么药了。当护士把所有该给的药给过后，他问妻子：还有什么需要做的。听到妻子说：没什么了。然后，他给妻子一个轻轻地吻，就拿着自己的东西静悄悄地离开了病房。说心里话，我真的很羡慕这对恩爱的老夫妻……

可是有一天，我又去看我朋友时，还没进病房，居然就听到她们俩在悄悄地争吵着什么。我只听到这个病人说：我的身体我该做主，我不想让任何人来管。 我现在受这么大的罪，我才不管将来哪！不管她怎么指责她的先生，而他却始终陪着笑脸。

后来听我朋友说：原来这个病人那天晚上疼痛难忍，而且不停地抽搐，几乎整夜都没有睡觉。尽管她有一些在必要时护士可以给的药。但是，护士也不能给她。因为护士给这个病人所用的药都必须经过她先生的同意。因此，她对她先生的行为感到非常气愤。

后来听说，其实她先生也是好意。他希望有朝一日他的爱妻能重新站起来，不会因为其他药物的副作用而又倒下。当然，后来听说护士给这个病人所有的药只能听她的，她先生再也不干预了。

在西方社会，这件事虽然听起来有点新鲜，但却是真人真事。在加拿大，据我所知，病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，所有的治疗方案，化验结果都必须先让病人自己知道，然后才是家人。我个人认为，我的身体我该做主在西方社会 应该算是最基本的人权。

通过此事，我也联想起自己在中国和美国有过的两次经历。虽然是同样的情景，但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。

第一次是在中国，几乎是在二十年前，我怀着我的大女儿住进了医院，因为胎位不正，医生准备为我做刨腹产。

即使我在医院工作，医生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，而是要求跟我先生谈，我只是站在旁边听着。然后医生让我先生为我签了手术通知单。过后我先生告诉我：当医生叫他签字时，他的手直哆嗦。我当时觉得这样做是再正常不过了。

在中国，对于一个女人，结婚以后，似乎她的生命就交给了她的丈夫。没有什么自己的身体应该自己做主可谈。当然这是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事了，也许现在的情况已经彻底变了。

第二次在美国，大概是七年前，我也是准备生老二住进了医院，引产了二十几个小时， 仍然没有动静。所以，十三年前的情形又再现眼前。但有所不同的是，医生不是征求我先生的意见，而是直接问我同不同意做手术？

当医生得到我的肯定的答复后，就开始给我解释整个手术的过程。说实话，我当时都没有反应过来，是先生提醒我说：你该签字了，于是我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。整个手术过程，因为有先生守在身边，我觉得很踏实。

后来先生问我：医生叫你签字时，你的手有没有哆嗦？我说：泰然自若。接着他又说：这次我算是解脱了，真不想让十几年前的事再重演一次。从先生的口气里，我意识到了，掌握着别人的生命的担子还是挺沉重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一直很庆幸，在西方社会，自己有过一次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生命的机会。

我不想在这儿评价哪一个完美或有缺馅。但从我自身的体会中，我更欣赏西方社会给人的这种选择。一则，它能给自己所爱的人有可以放弃承担这种沉重负担的选择，从而可以减轻对他/她的压力，尤其是人在生病的时候。二则，自己的身体自己最了解，自己的生命本应该自己来掌握。

在加拿大生活：让我学会“我的身体我做主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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